在美国总统大选周期中，税收政策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而两党在税收政策的侧重点上历来存在显著分歧。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并引入对未实现资本利得的征税，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提出全面实施10%的关税政策。无论是提高资本利得税还是普遍征收关税，税改措施都有望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各自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资本利得税率的上调可能诱发资产“锁定效应”，即投资者因避税而长期持有资产，导致市场流动性减弱。而普遍加征关税则相当于向居民征收消费税，增加美国家庭的经济负担。展望未来，若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大选中获胜并实施其提高资本利得税的政策，仍需警惕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及电信服务板块的回调风险。反之，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并推行普遍关税政策，美股周期及消费板块或将承压。
▍“哈里斯税”：取富户济户部，两难自解。
自2013年以来，美国现行的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为20%，叠加3.8%的净投资所得税（NIIT），当前综合最高资本利得税率实际达到23.8%。美国民主党正积极推动资本利得税率改革，哈里斯提议提升最高资本利得税率至28%，计入NIIT后，彼时美国最高综合资本利得税率将攀升至33%。此外，哈里斯还提议实施多项针对高收入阶层的新税收政策，包括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然而，美国目前并未对未实现资本利得征税；因此，民主党若要推行新政策，不仅会面临合宪性的挑战，还需克服征税过程中的实际操作障碍。尽管如此，提高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仍相对较高。虽然哈里斯提出的资本利得增税措施主要针对的是美国高收入阶层，该群体在全体纳税人中所占比例较小，但由于持有大量的资本资产，因此税基的扩大有望显著增加美国财政收入。然而，资本利得税基的扩大或导致潜在的负面影响，如资产“锁定效应”，或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哈里斯的整个税改方案还包含其他层面的减税措施，因此增加资本利得税对经济的整体负面影响预计相对有限。
▍“特朗普税”：全球普遍征税，舍友存己。
在2024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主张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商品统一征收10%的关税。从狭义角度而言，普遍性的关税可视为消费税的一种变体。追溯美国历史，联邦消费税曾在早期实施，特别是在战争与经济衰退时期。然而，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获得宪法基础，联邦层面的消费税逐渐淡出，目前仅由各州政府征收；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的消费税负担相对较低。以日本消费税改革为镜鉴，我们发现消费税率的上调往往会对社会通胀水平产生显著的短期冲击。同时，根据跨期消费理论，消费者往往倾向于在不同时期之间平衡消费水平以最大化总体效用。因此，在消费税率提升的过程中，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会发生变化，即政策实施前消费超前增长，随后消费抑制，随着消费者逐步适应新的税率环境，消费水平趋于稳定回升。据CRFB预测，特朗普提出的10%全面关税政策到2035年将为美国财政带来累计约2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然而，上述政策也将导致美国家庭负担加重，并增加通胀风险，或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
▍美国两党不同税收政策下，资本市场如何表现？
若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胜选，仍需警惕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等板块的回调风险。回顾历史，美国最近一次上调资本利得税发生在2013年，时值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在此次资本利得税上调的过程中，从2012年10月起，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成交额迅速攀升。在美股的一级行业中，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行业的交易额在同期内的同比增速展现出了最为显著的增长趋势。自上一轮资本利得税调整以来，信息技术行业已累计上涨879%，可选消费及医疗保健行业亦取得较大涨幅。而本轮美股牛市中，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行业分别上涨了121.6%和96.1%；结合2013年资本利得税预期上调时市场所展现的抛售行为，我们判断一旦税基发生调整，上述行业的投资者或更倾向于实现利润并结清头寸。鉴于此，若未来哈里斯赢得美国大选并推进其资本利得税改革计划，仍须警惕在增税政策实际落地前，由于投资者提前规避风险，美股市场或将出现抛售压力增加的情形，尤其是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电信服务板块。
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选，周期及消费板块或将承压。参照2014年日本上调消费税率的经验，财政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收入与盈利的影响周期大致为三个季度。然而，鉴于美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以及特朗普政策议程中不仅包含广泛的关税策略，还提出了削减企业所得税的措施，我们预计在全面关税措施实施后，美国整体消费水平的复苏步伐或比日本更为迅速。2023年，美国的主要进口商品集中在工业产品与消费品领域。因此，如果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并随后迅速推动全面关税政策的落地，此类进口商品的成本可能会显著增加。此外，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股市中的周期板块出现了显著的回调，而彼时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措施尚属于特定关税范畴。若特朗普获选后推行全面关税政策，我们判断美股市场中消费板块以及周期板块中的工业、原材料等行业可能会面临显著的下行压力。
▍风险因素：
美联储货币紧缩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美股业绩复苏低于预期；海外金融体系风险蔓延；全球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
